各位嘉宾，各位领导，大家好，希望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是《通过社会创新，化挑战为机遇》。我其实也在参与教育行业，这可能是我受到邀请的原因，跟我的基金会的官方身份没有关系，是一个个人的行为。我想讲一讲，大家比较好奇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所谓的初心。

今天上午其实听了所有人的发言，我觉得受益匪浅，我可能在所有的发言人里面，可能是一个晚辈，但是对于教育来讲呢，可能有一点发言权，就是我是学龄孩子的父母，我有三个孩子，大孩子7岁，最小的大概3岁。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在中国和美国各生活了一半的时间，在清华毕业之后，我在美国学的是分子生物学的博士，两年前接受了盖茨基金会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刚才所有讲话的嘉宾来讲，我完全是一个教育的外行。但是这个外行呢，可能也给了我一个希望，有一定价值的视角，算是职业生涯的这些年里面，因为我一直在跟年轻人打交道，后来因为我自己有一些社会媒体的形象，所以也一直跟年轻人打交道。后来非常有意思的感觉到，我去年看了一个数据，非常的有意思，是美国的一个数据，他们问了所有教育的从业者，说你们认为在基础教育结束的时候，多少你的毕业生，有多少是已经为社会做好了准备的，他们后来说，90%的人认为，等我们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做好准备了。同样的一个问题问到了企业的雇佣者，说你们认为有多少从基础教育输出出来的人才，符合你们的要求，以及准备好了，这个答案可能只有11%，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落差。因此可能是从事教育的时候，在所谓的外行，可能看的角度非常的不一样，刚才俞立中校长也提到了上海纽约大学做的很多的努力。我后来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当然现在是生活在北京，包括以前在美国的生活，也感觉到了，其实作为父母，特别是可能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我自己是70后出生，觉得大家对于这个教育的焦虑感是特别明显的，我在大中城市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我自己昨天在成都也见了一些我们的读者，也提到了这方面的大家的分享。第二个原因也是因为我做基金会之后的一个身份，当然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公益机构，公益机构其实在看很多大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一直提上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参与。那其实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大容易单纯的解决问题，我们人类社会大概就是三个大的方面，一个就是政府主导，在中国其实过去这几十年里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私营企业，很多企业在起着作用。第三，也是一个成熟社会越来越需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就是社会或者是社会组织、公益行业也好，如何能够更多的一个参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从系统的角度来想如何去考虑教育。因为经常在主流媒体里面，经常提到教育，特别是对大众来讲，经常把教育叫做所谓的教育行业或者是教育产业。我觉得其实教育不应该是一个行业或者是产业，如果完全当一个商业的运作来讲，它是很难明白它的全貌的。刚才所有的发言人也都提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所以我作为一个外行，在考虑教育的时候呢，因此就觉得现在的特别是基础教育，在全球都有这样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焦虑驱动，第二个是体系封闭。就是说在焦虑驱动来讲，如果接着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有几个层次的。一个其实就是对于学习者，为什么我们焦虑，其实核心是因为大家问几个问题，可能表面是说因为考试、因为这些，但是核心其实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有这种焦虑，有反应，所以我们经常学习是为了某一个证，而不是为了成为未来的创造者。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教育里面，家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多家长把教育变成了一种产品和服务，希望通过某种购买和选择的行为，而对某种路径进行选择，这种路径依赖导致的家长的焦虑，我觉得这也是不可忽视的，相对的比较负面的力量。体系封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作为教育者，特别是中小学的教师，可能是天底下最复杂的职业，不仅是在教授知识，实际上是在培养人，让他们成长的过程。但是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大量的企业的经验，那跟企业相比，其实我们的教师得到的职业发展的支持，特别是中小学的教师，他其实是蛮欠缺的，所以我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看了很多的媒体报道，有蛮普遍的教师的职业倦怠感。第三是关于所谓的社会精英，可能可以以所谓的精英自居，如果我们对精英的定义不是学历高，挣钱多，而是关注社会的大问题的话，那现在大量的受到良好教育的父母，想到的要么是批判，要么是逃离。所以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我其实去年回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问，你为什么要带着孩子，把孩子从美国带回中国，其实一般到这个所谓的圈子，很多人是希望把孩子送出国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我的道德高尚，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当然这是蛮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对于教育的选择相对比较有限。我们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几个例子，这个是我们高考外面的家长，在焦虑里面的一个对未来，我想给大家讲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地图是2016年的，这个里面所有的国家它上面的地图表示的是什么呢，它的第一个贸易伙伴是哪个国家，可以看到，美国的第一伙伴应该是加拿大，第二大是中国，而中国的第一大是美国。一带一路的国家也好，非洲也好，南美洲也好，中国已经是非常大的、重要的合作伙伴。我自己也是中国人，在国外生活工作，其实是非常为我们国家的成就所骄傲的。所以在中国成为一个世界领导者的过程中，我们的人才培养，那特别是现在很多提到的我们所谓的国际教育，除了让孩子学好英语之外，能不能真正的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大国的下一代的领导者，我觉得这也是所谓的国际教育，学英语也是核心的焦虑点。有多少人真正在考虑英语的时候，是在为世界的大势在考虑。这个讲的是家长，其实很多人作为数学、英语也好，可能是两个所谓最挣钱的行业。不知道有这个视角没有，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教育的上市公司都是跟备考有关的，最大的一家是好未来，市值是170亿美金，他们在做奥数。作为一个生意，肯定有生意的逻辑，我们四川省第一大的GDP是成都，第二大是绵阳，绵阳一年的GDP是1800亿人民币，就是说这一个公司的市值，跟我们四川省第二大的GDP相当了。但是在真正的推动我们的孩子，能够对未来做好准备，成为未来的领导者里面，又究竟做了多大的贡献，所以有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数据会给我们很多的不同的启迪。

另外是教师，这是2016年搜狐教育的一个数据，问到这些教师里面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做教师，这个数字是不容乐观的，不超过10%，大部分的人对于中小学教师这样的职业，并没有职业的满足感，这是从教师的角度。精英的逃离情况，右边的是留学生，这不是坏事，我自己也是留学的受益者，但是让人比较担忧的是，在低龄阶段的留学生的巨大的增加，在过去的5年里边，有大量的孩子送出去。我并不觉得这是个人层面的道德问题，还是实际上有很多的焦虑，导致了很多有能力的家庭用脚投票来选择离开，而不能够真正的参与、推动教育的改变。

所以到底需要什么，作为一个外行来考虑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几个方面，一个是可能我们需要的学校，能够真正的培养面对未来的孩子，我们需要培养教师体系，能够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以教师为中心的学校，和以学校为中心的社区，我们也需要一个社区集聚社会的意愿来创造改变。最后就是教育公平的问题，如何真正的能够助力教育公平。总结一下，我们需要的是围绕教育的一个社会创新，在这个创新里面，所有的力量都是可以集结的，而不是对立的，通过社会创新的方式推动教育的改变。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去年回国我们做的一土教育，大概现在18个月的时间，做的一些工作。我们提的一个概念叫做水下冰山，所有的人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真正成功的人，包括看我们总书记自己的成长过程，大家都能看到，当时的学习环境是非常差的，但是实际上很多我们的视野，我们的意志力，自我认知在最终成人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考试之外，要真正的去探索下面，孩子的自我的认知，性格的力量，对世界真实的认识，包括对于这些方面有没有可能来做，这个是当时我们做的一些工作，能不能让孩子真正的成为创造者。在做的过程中，有一些自我认知类的工作，孩子比较小的时候，让他理解，认识自己的情绪，这个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相对做得比较差的，因为我们相对比较含蓄，但是情绪认知是我们自我认知的一个起点，让孩子们知道情绪没有好和坏，怎么样去应对才是最重要的。根据中国文化的教育，让孩子学甲骨文也好，对中国文字的认知也好，当时问孩子为什么要读古诗，孩子的答案特别的经典，他说古诗可以让我们知道2000年以前的人是怎么想的。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让大家去考虑这个文化的传承。最后一个例子，可能在座的做教育的都知道，这个是顾老师，原来也是中国教育学会的会长，当时也在考虑，如何去做这个所谓的专家听课，因为一般在中国的教室里面，听课大家都是很紧张的。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孩子用他的这个机会来做问题，让孩子先了解什么叫做好问题，把问题分了两类，一类叫做轻松的小问题，一类叫做有趣的大问题。轻松的小问题就是能回答是或者不是，大问题就是需要认真思考和给出答案的问题。比如说问顾老师今年多少岁，他是29年出生的，让孩子做了减法，最后算出来老师是88岁的高龄。根据老师的生平，还问了他一些问题，出了什么样的书，想做建筑师，做什么样的建筑。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基于教育的核心，刚才包括张博士也提到，教育包括科学教育让孩子能够问问题，很多时候是可以无处不在的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也很有意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高大上的科学教育的例子，因为我自己是清华生物系毕业的，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孩子的种植项目。之后大家会讲到通过种植来了解植物，但是中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件，种植的东西被破坏了，孩子马上就说，比如说他是A班，那肯定是B班的同学破坏的。老师就抓住这个机会说，其实科学思维最重要的，第一个是要有事实依据，第二，形成假设之后，你如何去证明你的假设。所以我们做的这个工作，你的假设是什么，如果你的假设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原因被弄坏的，你如何去证明。当时有孩子认为是球砸坏的，那你认为是什么球，我们就砸一砸，看看篮球、乒乓球砸分别是什么样子，之后发现砸的样子跟这个是不一样的。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拿着这个项目跟清华生物系的几位教授做了交流，他们给了一个非常振奋的评语，这个就是真正的科学评语，实际上是对科学思维的一种训练。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训练，能够让孩子去感受到问问题和理解世界的一个本质，包括理解人的一个本质问题。

关于教师，我们把很多企业里面对一个复杂职业支持的很多能力和很多的内容、课程跟这个教师的需求连接起来，我们把教师分了两类，一类叫底层的能力，包括沟通力、创造力、执行力，既是一个学习的设计者，又是引导者，又是团队协作者，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畅行者。如何把企业的经验和在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是今年，一方面是在中国的很多资源，一方面是国际上的，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合作的形式。今年我们也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小突破，今年我们跟北京市教育学院合作，他们是负责北京市大概20万公立教师的在职培训，今年4个区县北京入职了1200位新老师，希望有序的引进到我们的教育行业里面，这是一些例子，这是比较典型的公立学校培训的场景，我们做了10场，1200个老师，做了这样的关于沟通交流的培训，最后是非常正面的反馈。作为家长，所有做教育的人都知道，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家长经常会成为一个焦虑的购买者，觉得买了服务，应该把我的孩子教育好，自己也忘记了是一个终身学习者。我们一直在倡导的就是，你对孩子最大的爱，或者是对教育的投资就是投资你自己，让你自己有更好的事业，更正向的价值观，更多的选择，真正的能够受益。所以我们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上线了家长学校，我们的实体学校本身只有不到100个孩子，但是我们的家长学校有7000多位家长，这个也是开放的。每周有一次把一土带回家，包括里面有很多的实践的课程。我们现在已经做了50多场的现场讲座，几万人在听，包括我们的面对面的栏目，我们也给家长布置作业，让家长也在中间学习，能够提升自己，希望能够让家长变成一个推动教育的正向的力量，而不是批评者和抱怨，或者是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购买者的形象。

   最后是关于精英参与，这个也给大家一个例子，我们做了一个广场叫做一土广场，是一个开放的社区，包括在全球的60多个城市都有，他们按城市分群，有不同的做法，昨天为什么在成都见面，有一部分就是成都一土社区的朋友们，虽然我们没有学校，但是大家认同这些教育的理念，希望通过自身的学习和自身的贡献，能够对教育出一份力量。这是几个例子，这是成都社区的一个招募公告，在广场里面发的，包括深圳，包括这些课堂，各个地方是一个自发性的组织的形式，让大家把这种真正能够对于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今年夏天，我们在全国的4个城市有夏令营课堂，这是在上海的一个例子，让家长自发组织的自学习的过程。去年我们还上了一个叫做助力教育公平的工作，没有像友成基金会做得那么大，但是我们想免费的提供给100个教师，其中有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老师的参与，有线上的社区，比方说教师的工作坊，这个是在西藏，希望有志愿者跟这些孩子们通话，通过互联网的形式让这些成为了可能。我们希望做的工作是回到最开始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一个是焦虑驱动，一个是体系封闭。其实教育因为大家都有学习者，有家长，有教育者，有所为的社会参与者。如何真正能够让我们从学习者，从一个应试的人，变成一个内心充盈的创造者，如何让我们的家长从购买服务的人，变成一个终身学习者。如何让我们的教师成为有充分职业支持的创造者，如何让我们的社会精英从逃离者和批判者，变成一个执行者，希望共同推进教育的改变。这个听起来，可能我讲了很多的好消息，但是真正做教育的，实际上还是战战兢兢的一个过程，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共识，大家作为教育的参与者，希望有更多的包括政府购买服务的路径的探索，包括就是所谓的这个民办教育，或者是社会办学的宽松的环境，由此能够更多的集结社会的力量，为教育的进步，大家都能出一份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