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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对话:疫情下,中国青少年真的心理危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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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对话:疫情下,中国青少年真的心理危机了吗?


  主持人:今天我们的人比较多,很难得在疫情这么难的情况大家冒着生命危险聚集在一起,都没有戴口罩,我们要克服难关。请一位代表聊一聊青少年抑郁症目前的现状,有没有那么严重,怎么办,既然请你们来,我相信领导一定非常希望你们有所收获,如果你们有问题我们现场解决,最好现场诊断。我们现在把话筒交给毛爱珍女士。抑郁症这两年才开始关注的,但是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创办了第一个基金会,到今天为止还在资质很多的公益项目。毛阿姨做的基金会已经做的抑郁症联盟的工作,请她分享一下一些心得。

  毛爱珍:谢谢周老师的介绍,今年也是中国精神卫生法颁布的第十年,我们基金会是2002年10月25日宣布成立,10月26号中国精神卫生法颁布,这十年来中国精神卫生方面的进步,第一个就在消除精神障碍有进步,第二个精神障碍权利得到保护上有进步,第三个心理医生变得吃香了,第四个是专科医院飞速发展,以前大家不敢去精神医院,我们这十年来的探索也会看到除了进步还有变革,一个是大众对精神障碍从误解到了了解,大家都在想办法如何帮助解决抑郁,防和治,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变化和变革。还有从医疗系统,我们从诊疗方面来说大家都在探讨包括今天会议我们看到来了那么多位行业大咖,我们的这个题目叫跨界,现在对抑郁症不光是治疗了,它是从治病为中心造成了以人整个为中心的医疗和社会结合,和体育卫生的结合,前面的专家都说了要让孩子运动,不能内卷,不能只是学习,就看到了这种社会环境这种改变上人们在跨界合力,大家都在关心这些问题。第三个是从心理咨询,现在互联网时代,从原来单一的传统模式线下一对一的咨询治疗,到线上线下相结合,刚才有几位讲了数字化发展的方法,现在一堂心理课程都有几千上万人在线看,这种传播方式的变革。再一个就是民间力量,因为我这十年来一直在民间,我们叫公益组织,还有社会上很多民间力量,他们都是凭个人,有的家属得了抑郁症,有的是本人得了抑郁症,都发愿成立了社会机构,那么艰难的探索也进行了很多,刚才周老师说的杜过,他在杭州办了一个基地,都在探索青少年的问题。

  主持人:基金会跟教育部门现在关于抑郁症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合作目前还比较少,很多时候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出来的时候,往往有一些这样的有担当的社会组织他们能愿意先闯一条路来,所以大家考虑一下联合这样的一种力量,大家都来支持。腾讯基金会给国家捐了很多钱,秘书长给我说了很多他们的调研,也说了很多他们的期待,但是眼下他们没有看到特别好的方案,所以我们特别想听听腾讯基金会的秘书长窦瑞刚秘书长,你在研究中都发现了什么问题,你们关心了哪些方向,有什么项目你们愿意支持,一起来做一些探索?

  窦瑞刚:各位老师好,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参加咱们的这个论坛,因为各种原因没法去到现场,我主要是来学习的,最近也在关注着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我跟毛阿姨等等今天的很多嘉宾交流过很多次,去年有关部门成立就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做了一系列的调研,但是目前我们其实也启动了一些小的项目,一个是预防,另外一个是提倡运动和科技来梳理和调整,推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我们希望从预防的视角来干预青少年心理健康,包括像心理健康课程等等,疏导的角度上我们联合别的团队在2020年投入了一亿的资金做这个项目,我们叫腾讯研究室,主要以科技为主题,我们做了19天,我们做课程、实验室,开了科技课,覆盖了15万人次,其中有101名学生获得了教育部科技赛事国家级省级的奖项,这样的项目乡村少年一旦把他们进行相应的培训,一年以后他们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另外我们的运动场,我们组织线上小程序让孩子们运动起来,组织了两场,将近100万人次参加,今天包括跟很多专家学到了很多,我觉得青少年心理健康实际上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家庭的原因,学业的原因,环境的原因等等,造成了青少年包括失眠、焦虑、抑郁等等问题,未来我们还在探索,包括线上的数字化,还有远程的这些方式,目前我们已经推出了一个计划,叫做微光行动,凡是在网上进行一些敏感词等等搜索的,我们都会把它引到这个行动中去进行健康的科普,防止他自残自杀,未来我们探索有没有数字化的疗法,做小程序引导大家通过音乐疗法来进行自我的干预,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样的方式拓展到更多的地方,让学校包括公众来参与,我们尝试了心理健康科普等等,可能未来需要社会各种力量,包括基金会我们一起来探讨,主要还是听各位专家看看未来的领域如何加大力度,进一步地去推动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事业的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秘书长详细地把他们在这个方面的尝试和探索都介绍了一遍,我们线上还有20多万的网友,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区留言。接下来又请魏明涛先生来作分享。

  魏明涛:谢谢周女士,我们一直在关注儿童领域,我们通过运动教育、音乐教育做了很多的尝试,做的时候觉得儿童心理健康是隐性的,对很多家庭来说的话包括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包括对学校的老师在做实际工作的时候心理健康的问题,实际做的时候有三个困难,这个专业性质传递会衰减,我们今天过来很多大家,但实际上对一线做的话可能是乡村老师,通过传递衰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能够把这个专业性快速大规模传递下来。我做的是志愿者的工作,志愿的力量有很多需求,怎么能专业地参与进去,参与进去不添乱,不帮倒忙,我觉得需要一些引导。第三个建议是在社会传导和社会倡导,任何一个社会问题从它非常严重的突发性出现之后,如果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的话,是非常大的传播,怎么样有一个正向性,我本身有在做救灾工作,心理疾病和自然灾害是互通的,解困式的报道怎么样报道。

  主持人:专业能力的一种可复制和传递,有没有专家愿意来讲一讲解决方案?

  唐闻:我是从事一线心理教学接近20年,现在也在做学校管理,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思考和看法,成都健康心理教育走在全国前列,今天是一个跨界的机会,这个跨界更多的是形成社会支持系统,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来讲是尤其重要的。刚才说的抑郁话题,中小学生的抑郁状态从过去到现在在数量上有一定的增加,一个是视频监测更科学,第二个是社会问题所形成,但是让我感到最困惑的地方一个是焦虑和抑郁交替,焦虑普遍化抑郁常态化智商低迷化,在一线中做一些分析,我觉得有两个维度特别值得关注,第一个是造成这样的原因跟我们的学生人际隔离有较大的关系,这个人际隔离跟社群有关,跟现在所处的生活空间有密切关系。第二个是普遍焦虑的情绪下从家长传递过来,再加上学生面对未来发展的机遇会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空心人不应该在大学,从很小的基础教育开始就有了,他的外在人际环境比较弱,内在的成长空间缺少了思考和反思和独处的空间,因此就造成了孩子思想和心理无法得到真实成长。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因素,我想谈到两个问题,一个建议,一个呼吁。第一个是我觉得人才观和发展观是相辅相成的,发展就是最好的预防,青少年孩子的问题就是发展的问题,我是成都树德中学,现在外派到成华区的一所学校当法人,也是做管理,所以对这个工作稍微了解一点。第二个是促进学生发展关注两点,就是关注积极的方面和学生的优势,积极心理还有更深远的发展,如何从积极心理变成积极教育,应该形成一个生态,不仅仅是我们学生,应该是家长、学校,我特别赞成刚才几个专家所讲的,其实还有物的维度,应该是自然应该是环境,我特别崇尚校园把自然装进来,所以这才是一个比较立体的有助于青少年健康发展的,这是我特别想建议的。抑郁和焦虑的孩子在学校的绩优者占到50%,这部分群体应该是我们所谓的人才或者是潜在人才,所以尤其应该引起重视。第二个是心理健康是一个相对水平,我觉得孩子的问题是看不到希望和对未来的希望才是导致现在孩子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老祖宗说过一句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理想教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一个人要追求自己精神的境界。最后一个呼吁,大家说到人力资源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从业者的问题,刚才说的监测评估还是专业人员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力量不足,一个是确实人比较少,第二个是力还不够,所以社会力量来协助,像上海、广州这些,包括成都都有一些做法了,比如社工引入进来,工青妇介入进来,在人力资源上给予帮助,我们成都做得比较好,我们有三级心理老师的成长机制,我希望更多的人用这种方式来促进。

  主持人:我知道成都是全国社区做得最好的,社会治理经验是有的,成都也是全国唯一也是最早真正用工商体系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企业的,利用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成都的文化非常好。有请刘一星女士分享一下你的一些感受。

  刘一星:谢谢大家,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刘一星,刚才我觉得各位老师说得非常好,因为我觉得中小学的心理教育必须要落地,我们真正体现到生活的时候却觉得孩子就该学习的样子,如果我们是一些可以落地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我是做大学的,要追求精准,各种抑郁症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先天的基因因素导致的,有的是身体状态导致的,还有家庭受到了很大的创伤,还有各方面的原因,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况,很多抑郁是隐性的,不是那么明显,看得见的是少数情况,有些孩子有问题是很明显的,真正藏在内心最深处的一些问题他不愿意告诉你,这样去筛查心理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用一个很智能的体系把孩子的问题看到,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它需要我们技术的支撑,也是我们现在做的大数据,从孩子的文字中通过微博,通过一些语言的信息去了解他的问题,什么时候一个老师通过孩子写的作文就能够感受到他在经历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到了那个时候了,所以这是需要一个技术手段的支持,在老师层面肯定需要一些心理学相关的培训,我觉得现在还是不够的。有时候老师给孩子的温暖都不够,而不要说心理层面能够洞察到孩子的内心。从家长层面,今天大家说的各个层面都是很宏观很伟大的层面。

  主持人:刘一星教授有四个孩子,所以她一开口我就感知到了母亲的焦虑。

  刘一星:我其实不焦虑,我自身是个焦虑的人,我的焦虑是基于天生的,我自己的人格特点,但是我在理性层面是看得很透的,我做研究也发现很多焦虑的人心理品质,我经常跟找我咨询的人说教育焦虑就是这个社会造成的,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卷入进来了,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就被反噬了,我希望大家经常能够跳出来,你经常站在上帝的视角去看待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不同的体会,就比如说我之前听过一个段子,一开始孩子出生你觉得孩子是天才,无所不能,后来你的想法慢慢成熟了,到后来你觉得孩子结婚生个孩子就不错了,干嘛不把这个期待从一开始对孩子身心健康就是作为一个期待,其他的有没有都可以呢,我们家长给孩子更多的应该是身心良好的基础,而给孩子的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家长修炼的,我们要不断成长不断进阶,让自己心理达到一个成熟的状态,我感觉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成熟,所以我觉得家长要在修炼过程中孩子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主持人:我在美国看到一个记者,他说自闭症孩子的眼珠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他说通过这个算法就能算到自闭症的可能性,所以抑郁症是不是也有一些特点,也许有一天技术也能解决。除了心理以外,心理咨询师培训了这么多年了,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唐总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对孩子有很多的思考,你也谈谈除了咱们心理医生,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王省良:我们做了38个抑郁症,有2个回去上学了,我太太是有焦虑症,我的两个孩子第一个抑郁了,我孩子那天晚上不停的呕吐,他五点钟的时候突然大喊,说为什么只有我做不对,我跟我的太太说明天就去找校长,他们的教育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父母一定要能够发现,我觉得很多老师很多家长不了解抑郁,以为抑郁离我们很远,学校的压力,所以这38个抑郁症的孩子他们的特点第一个语速非常快,所以我跟很多的妈妈分享两句话,我说你的孩子不是心理问题,现在是生理问题,我说就是无底线的信任,无原则的占有,他说的都是对的,然后两个月后他的睡眠好了,我们再慢慢帮助他通过运动,动物,行为、心理、社区、朋友,他们都走过来了,我的儿子也挺住了,因为他们老师说只看成绩,就是应试教育,后来我每天陪伴他,我每天坐地铁送他,同时我跟老师沟通,我们的孩子在小学的时候最优秀,但是没想到在优秀的里面是最普通的,别太着急,现在的成绩是中上,我说你比你爸聪明多了,别把它看得那么重要,成绩不是我们的目标,就是你小子比我长高一点,比我胖一点就可以了。我特别的幸福,帮助那些孩子们,我把好多妈妈骂哭了,回去就把孩子治好了,老是觉得自己的孩子要怎么样,你都没有成功为什么要求他成功。我的孩子每天运动,他们只要不开心就运动。

  主持人:也是一个爸爸,还帮助过三十多个孩子,有时候不是我们想的那么难,所以在场的老师们,如果你们有想法想帮助他们,也许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他那些家长和孩子们。请刘博士和卞博士点评一下,你们能够为我们做点啥。

  刘震:刚才讲到防治,中国过去几年高等教育是犯了大量的错误,我们先是全世界第一博士生生产国,我们国家要那么多博士生吗,能毕业吗?最后就出现了老师帮助学生写论文,学生做不了就哭天喊地,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一样,我去过很多国家,最幸福的是拉丁美洲,他们的生活和我们中国人比差太远了,按天拿工资,但是他们很幸福。不应该去追求一个高大的理想,把你的理想降下来,不是想去读博士,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趋势,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现在发现大学生的工资没有保姆高,中国的高等教育彻底颠覆以后,大家就说不要读大学,我们要所有的人都读大学吗?可能我们国家不需要那么多人。现在博士生卷得很厉害,全世界不需要那么多博士,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社会文凭不值钱了,我们就会减少很多抑郁症的受害者。

  卞一之:我本来是过来学习的,周老师说了一句话我感受特别深,他说养育就是孩子需要一个村庄,需要一个社区,其实儿童是检验一个村庄和社区的最高标准,我夸一下,一个是夸成都,儿童友好社区的计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但是这个事情是在联合国一百多个城市申请上了,但是中国这个事情的落地是从儿童友好家园开始的,是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联合国儿金会和中国儿童保护官方机构一起在灾区设立的一个点,就成了中国儿童友好社区的起源。下来夸一下周老师,我们2021年10月15日是发改委联合44个部委在国内落地了中国儿童城市的建设,发改委的红头文件,现在搞儿童社区,开始关注儿童了,在之前是周老师做了很多的工作,这是第一个行业标准是周老师,下面我努力要把它升成国标。第二个35万字的,很多没有机会接触大咖的人也能够通过文字来了解这个事情的发展。我今天学习了很多,我最后用那句话,对孩子无底线的信任和无原则的加油,这句话给我的感触很大。

  主持人:首先我们作为社会组织一定是帮政府分忧的,因为是政府想做但是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先做实验,在过去十年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把儿童友好社区怎么回事研究了一下,汶川地震的时候是在汶川,七年前的真正意义上的儿童友好社区就在武侯区,这个是网红社区,今天已经有这么多成绩了,所以政府开始牵头做政策了,我们怎么配合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好。第二个,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现在也是国家所急,大家所急的,今天有这么多人在这里聊,就是我们同样想要为国家为社会分担,都不愿意移民出去的人,我们总要为子孙后代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所以期待能够为国家的决策层提供基础的经验和数据,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谢谢诸位,今天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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