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心理创始人 徐凯文发表主旨演讲
我的PPT你们有了吗？有了，是吧。我可能准备的PPT稍微学术了一点，所以我尽量能够把它说得更清楚一些。今天的主旨讨论抑郁症防治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是客观存在的，毫无疑问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不是存在那么严重的问题，怎么会有那么多青少年自杀自残那么严重的后果。
在等候期间就说一个例子，刚刚周老师说到空心病的问题。空心病在精神病学界节也有很多的争论和兴趣，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精神科同行会遇到难治性的抑郁，什么招都使完都没效的抑郁症。前两天有一次精神病学大会像今天咱们这个大会一样，就邀请我，做了一个关于空心病的演讲。演讲之后和精神病学最大的咖，李教授是我们主委，还有赵教授，都是大咖，讨论做了一个讨论，讨论空心病问题。
当时李教授给我一个下马威，是空心病是个病，这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从精神病学角度来说什么是病呢？病要社会功能严重受损，你自己说的空心病它可能社会功能良好，跟别人关系也很不错，学习成绩也很好，社会功能都很好，这就不是精神疾病了，不符合精神障碍的重要特征。我还没回答，在下面是一个回龙观医院的院长，杨浦的教授替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他说空心病患者社会功能没有受损吗？他们都想自杀，自杀是最严重的社会功能受损。
所以我说的第一点，确实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情客观存在，而且很严重，但另外一个层面，今天上午我说了一个重要观点，必须要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抑郁症问题它不只是一个医疗问题，如果把它完全看成医疗问题，靠吃药来解决的话，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更大层面是教育和社会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看不到教育和社会层面的背景，一味让孩子们吃药，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包括让大学生吃药，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最后可能一小部分人能够康复，大部分人可能功能越来越差，甚至是更严重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背景，基本背景就是中国人精神障碍患病率，也是从社会层面看的问题，从八九十年代，中午跟周老师交流我们是70后，我上大学时哪有听说同学抑郁症、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的，现在为什么那么高的比例？实际上中国整体精神障碍患病率非常高，最近2016年的流行病学调查都是超过15%，中国人整体精神障碍患病率超过15%。美国人多少呢？美国人26.4%。每4个美国人就有1个精神障碍，实际上几乎所有这方面的药都是美国人发明的，用药物应对社会心理问题最后恐怕是问题越治越多的。不是否认生物基础，但不能只看到生物。
另外一个层面看学生的情况。学生的情况这是我的师姐，中科院心理所的陈谨言（音）老师做的调查，26.4%的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我这边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做大量青少年的访谈研究，筛查出来可能疑似的高位个案，筛查比例就是20-30%以上。一个班级里50个孩子里可能有十几个孩子是符合抑郁症诊断的，有自杀自残倾向的，休学的。我最近有个来访者就这样子，我去北师大附中讲座，讲座完以后有个孩子找我做咨询，说3个好朋友，两个休学，一个自残。我女儿上高二，她的同学抑郁自杀的行为也很多见。我要说的是如果这是安定医院郑毅教授，今年3月份时我参加国家卫健委一个很小的，全国6个专家一起讨论儿童青少年问题。两会期间关于儿童青少年问题的提案是历史最高峰，特别多的提案，大概总共50多个，全国各地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爆发。我是共青团中央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的委员，1235去年疫情跟我联系，电话打爆了都是危机电话。研讨会上讨论说抑郁症怎么治疗？药物上怎么调整，怎么培养儿童精神科医生，最后我提出是如果学业压力不减下来，现在做再多努力大概都是没用的，因为这是一个重要根本客观环境。那次会上郑毅教授也报告，说现在全国流行病学调查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症15.77%，这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要说的是这是个基本现状，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重点。讨论重点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
第一个，抑郁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来分解一下这个数据。完全生物因素引发的精神分裂症全球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大概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都在0.5%左右，所以它很稳定，什么在发生变化抑郁症从0.05到6%，120倍的增加，在12年时间中，显然不是生物因素能够解释的，也不是家庭因素能解释的，因为八九十年代经济腾飞的年代，日子越来越好过，物质越来越丰富。但是我开始说我们有没有把抑郁症问题扩大化，有没有过度诊断。当然我现在说得比较学术一点，过度诊断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里边有这样一些数据，前面说到八九十年代的患病率是0.05%，现在6%，增加120倍原因是什么？全世界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子，早期抑郁症患病率比较低，现在抑郁症患病率确实越来越高。我说一个前提，并不完全否定，或者很大程度事实就是如此，随着压力越来越大，抑郁症患病率越来越高，成年人把压力传递给孩子，孩子学业压力越来越大，抑郁症患病率也越来越高，但是可能有其他的因素。
还是说70后，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小时候有一种病非常流行叫神经衰弱，怎么治疗呢？谷维素，维生素B12，这听起来就是个安慰剂的作用。但是80年代在我们国家建国之初受苏联影响特别大，那个时候受条件反射用来解释所有的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我们80年代改革开放后，受美国人影响比较大，当时有个非常著名的哈佛大学学者叫凯博文（音），去年刚去世，到中国来访问，发现说中国精神科医生都误诊了，神经衰弱这个名词美国人提出来，但美国人都不用了，现在都叫抑郁症，所以发现80%的神经衰弱都应该诊断为抑郁症。受西方影响原来10%发病率的神经衰弱现在其中绝大部分都可能在被诊断为抑郁症。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会觉得这是学术上的倒推，包括现在双向诊断的占位越来越高，并不认为这是个非常科学的东西。按照严格标准就是生物因素为主引发的，现在神经衰弱更多是社会心理因素有关，所以完全靠药物是不够的，它就是有它社会心理的变迁。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精神障碍本身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流行特点，有一段时间有一种病会特别流行。我举一点例子，我专门开了一门课，叫精神障碍的本质，就什么叫异常，怎么衡量异常。举这样的例子，可能大家看不出来我是一个有40年病史的精神障碍患者吧，我从小就被诊断为多动症，怎么被诊断为多动症呢？做了一次皮试就诊断我为多动症，那个年代的观点是孩子要乖，如果你动得比较多就是多动症。现在的观念是孩子要活泼，不够活泼就叫自闭症。都是现象学诊断，某种程度上说人有的时候就这样子的。另外一个层面，我说一个基本事实，不展开谈，梳理了很详细的资料和事实，也有全球共识。就是因为抑郁症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抑郁症药物，所以抑郁症的药厂一直在努力推广这个疾病，全球化推广抑郁症疾病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努力让大家尽可能有机会得抑郁症。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我可以让在座每一位都得高血压，只要把高血压的标准从现在140变成120，从90变成70，几乎所有人都是高血压。抑郁症诊断标准的变迁史就是美国制定指南标准，不断把抑郁症放宽的历史，70%的美国精神疾病标准委员会的成员都拿过药厂的回扣，受过药厂的资助。
所以我现在说的今天可能跟主题不完全一致的一面，要注意到另外有诊断扩大化的部分。再说跟今天主题有关系的，美国DFA做过很严格的研究，儿童青少年长期服用抗抑郁剂自杀率是对照组的4倍，所以不要把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心理问题、教育问题完全当作吃药来解决，最后可能会越来越糟糕。
所以日本就经历了完全这样的过程，就不多说了，我自己是90年代末开始做精神科医生，也经历了整个药厂进入中国的过程，推广非常有力度，方法非常诱人，比如说高额的药品回扣。有些东西在文化当中被认为能够增强的东西，但另外一个文化中可能是弊害的。或者这样讲，从心理学角度说如果以美国人为标准中国人都抑郁，以中国人为标准美国人都躁狂，民族特性的差异。所以抑郁症有很多模型，比如说我们都认为抑郁症是某种缺陷，精神病学家会认为说是化学物质的缺陷，认知行为治疗师认为是CPT学自行的认知，精神分析认为早年有缺陷或者创伤，婚姻家庭师会认为个人或者家庭关系存在问题，这都对。如果从宗教角度来说可能是灵魂和上帝联系，都对，大概都是盲人摸象，不够全面。现在做更好儿童青少年的防治可能需要把这些观点更好的整合，而不只是看到一面。
所以它会不会是一个伪问题，我不认为。但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孩子出了问题，问题行为是对他出了问题的环境应对和适应。如果环境没问题，我们孩子那么天真那么可爱他们怎么会抑郁，我说明白了吗？现在说的不是心灵鸡汤，看到一个出现严重抑郁问题，一定看到沉重的课业负担，看到紧张的师生关系，看到原生家庭的问题。所以不要把它简单归因到一个生物问题上开始吃药，今天非常赞成很多发言人提到如果没有好的休息，如果没有好的美誉，没有好的体育锻炼，没有好的同伴合作，没有美好的生活体验，那大概抑郁只有沉重的科研负担，大概抑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减负会不会有作用？减负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如果家长的心态不变，社会心态还是焦虑的，还是功利的，还是一味求马上获得一个所谓客观上的现实成功的，大概这问题也还很难。
所以总结一下，客观的因素抑郁症发病率提高，确实诊断水平在提高，诊断的措施方法在提高，识别率提高，科普这都非常重要。我知道传递清楚了没有，这方面还有很多做得远远不足的地方，一方面是很多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另外一方面没有扩大化或者过度医疗化的部分。生活节奏加快，睡眠时间减少，学业压力增加，自然会出现疾病。
非客观因素就是商业的因素，过度资本化的因素在那儿起作用。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有更审慎和全面的对抑郁症的理解，然后帮助容易倾向的孩子更能只停留在医疗这个层面，可能教育，家庭环境，家庭教育，各方面都要做相应的调整才会有最好的效果。
这是我要报告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