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实践教授、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及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发表主旨演讲
非常感谢我们主办单位邀请我参加这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论坛。昨天跟一些朋友有一些讨论，今天听了一天的会议，觉得收获非常大。我自己不是做教育研究的，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学生，也作为家长，作为老师，对于教育系统还是非常关心，也有一些体会，所以我简单的讲一些体会，时间也不早了。
我想强调的是教育，特别是未来教育在颠覆性技术的前提下，里面有一些问题跟我研究的这个金融体系是非常类似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教育既是公共的，又是私人的，既是投资的，又是消费的。然后它又是终身的，而金融投资有时间因素在里面，所以教育是一个过程。面非非常关键的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非常重要，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中国如果我们看过去40年的这个教育，其实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但是这个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是63年的，当时也没有什么压力，要考试，要考大学，没有。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我记得小学考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要中考，初中考高中也要考了，其实这个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制度，就是要考试。那么通过考试，我们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人才，过去40年考试也有一些后果，大家从家庭、学校到政府都是在考试上面花了很多的精力，最近也对这个进行了反思。但是我觉得回顾整个历史，还有跟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个还是非常重要，考试是最客观的，就是我们那么多过去农村出来的，可以上大学、可以出国，可以回来，这个制度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因为中国恢复了传统考试制度，然后我们开放了出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家庭到大学，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我们在金融里面叫做杠杆，就是借了全球其他国家教育体系的资源，使得我们不知不觉的培养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年轻的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的科技界的精英了。我觉得要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开会有很多老师提到了，一定要坚持教育的开放，开放为什么说重要呢，因为中国的传统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文明，在动员力和政策执行力方面非常厉害，所以我们的政策如果犯一个错误，影响很大，过去有很多错误，不提了。如果政策对的话，那释放的力量是非常强的，我们这一代就是从邓小平开放，可以考大学，可以出国，这个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今天巨大的变化，都是一代人教育出来的，除了我们自己的教育，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校是很开心的，能够普及我们的小学、中学，普及率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在城市里面。但是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也是从全球的教育资源，特别是美国、欧洲还有其他国家的教育资源，我们利用的是非常充分的，导致的就是说现在在美国的整个大学里面，有很多中国我们自己的华人教授，而且是非常顶尖的。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样能够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就是从教育领域来讲，市场的作用在国外它发挥的是比较充分的，还有很多是需要学习的。
为什么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这么重要呢，因为颠覆性的技术最重要的就是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颠覆性技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互联网，还有各种认知的技术，使得我们获取的资源非常非常多，然后跟全世界任何一个人交流的成本大大降低，那么这个会导致就是我们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会涌现非常多的在教育领域的市场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如果是我们，就是政府对这个教育领域的市场监管如果过于苛刻，这个是会受影响的，我们还是要重视市场对于教育领域的创新，它是有决定性的作用的。然后政府的作用也是非常大，因为教育是一个公共产品，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两个，在未来颠覆性技术的前提下，能够更好的结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的困难在于什么地方，在于我们的教育产品是非常难界定的，像我们的金融非常复杂，金融是个复杂系统，大系统，但是教育是更复杂的大系统。教育你很难界定到底什么是教育，举个例子，你说玩游戏是不是教育，我跟我儿子讨论这个问题很多年了，他在美国读书，他现在是工程师，他们这一代人认为玩游戏就是未来的教育。我们这代人是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未来因为技术的发展，使得你不知不觉，我们开会的时候还在看手机，你说我们成人一天看微信的话，到底是在玩游戏还是工作，很难区分的，你说是消费还是投资，也很难分的，现在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场景是极其复杂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每个人就是一个大系统，刚才我们有人讲的脑文本，人类对于语言的沟通是一个大系统，整个人要身体健康，你的思路才能清楚，使得教育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生产和消费、投资的过程。刚才也有人讲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中美也是两个超复杂的系统，最后谁能赢谁能输，最关键的不是我们在座的，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下一代。那么下一代最后会怎么生产出来呢，主要是教育。如果是下一代，他所接触的信息还有使用的这些工具，最后可能都是差不多的，那么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人多的话，那可能就是创造性更强，当然了，如果他们接触的信息和工具是不一样的，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要确保我们的年轻人和西方、美国的年轻人，所接触的资料数据和使用的工具不能差距太大，这样我们就 ，因为我们国家一个是规模比较大，一个是人比较多，这样我觉得最后决定胜负的，第一是我们生产这些人才的能力。第二，就是说这些人生产出来了，但是管不住的，会到处跑的，你能不能够最后又把他们吸引回来，这也是非常关键的，能不能把人吸引回来，又是跟教育连在一起的，这代人决定回不回来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小孩子回来以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所以我就觉得我从门外汉来讲，因为时间关系，不多讲了，就谈一谈我自己的体会。那么这里面，我觉得要从复杂系统，还有全球的趋势来看的话，在我们的政府和市场的角色作用方面要从更高的一个角度去考虑，使我们的教育领域能够将来做得更好。首先我是肯定的，就是我们的教育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虽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在美国呆了8年，在香港30年，在中国也是读完大学，那么我学习工作的单位，基本上很多都是很重要的，我的中学是有120年的历史，我在中科大读的本科，然后在美国读的博士，工作单位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所以我是接触到了大量的教育实地的，对于我个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和教育市场的关系特别复杂，要小心处理，类似于我在金融领域就是说也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难处理的，因为这两个都是复杂系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