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讲的积极探索中外合作办学的治理模式。我为什么说要积极探索呢？因为没有标准答案，中外合作办学的治理模式都在探索中，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6月份，中外合作办学总数现在所有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包括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就像上海纽约大学等，现在有10个，第二个类型就是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就是二级学院的，第三种就是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然后是本科以上的项目，这是我从教育部得来的，我知道最近又批准了几十个中外合作的办学项目。为什么我讲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就是这10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我们的治理模式也是不一样的。涉及到中外两种不同的文化，两种不同的教育体系，两种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它到底应该怎么管理它？它的治理模式应该怎么样的？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在探索治理模式之前，我们先考虑下到底为什么我们要中外合作办学，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讲，可能大家有自己的考虑，学生有学生的选择，家长有家长的考虑，地方政府特别支持中外合作办学的也有各种想法，上海纽约大学在办学中，我个人就接近了2万多个来访者，我可以从他们的来访中就可以了解到地方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理解和需求都不一样的。当然参与中外合作办学的中外学校也有他们的决策，不是校长两个人哥俩好，握握手就可以办好中外合作办学。今天我想从国家角度来讲，我站在更高的层面上。不是从学校，不是从家长来考虑我们的初心是什么？从时代的要求，从政府的要求角度来讲，有三点值得我们思考，首先中外合作办学是为了培养国际化创新人才的要求。这个要求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想法，就是中国在融入导师节，或者总书记讲的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谁去走？不是我们的领导去走，需要需要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愿意并善于跨文化沟通、理解和合作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了解中国、理解多元文化、有志搭建中国与世界纽带的各国优秀青年。而且能够培养他们跨文化沟通的能力，来搭建这个纽带。首先第一个，我们应该着眼于跨文化国际化的创新人才的需要。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直在讲改革开放，实际上教育的国际合作，教育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初心，仔细想一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什么开始的？实际上是从教育开始的，从恢复高考到一大批学生去留学，当时邓小平在考虑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想到了人才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改革开放就需要去关注全球问题，需要去参与国际事务，需要向世界学习。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教育的改革开放，中外的合作办学就是改革开放的初心之一。
第三个今天上午我特别谈到了高等教育模式多样化的需求。人是不同的，不同的学生，他没有一种培养模式，教育模式或者办学模式可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如果高等教育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培养模式，我们有更多的办学模式实际上是给了孩子们更多的选择机会。同样的社会各行各业对于人才的需要也不完全相同。如果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培养模式，我们也受到培养一大批工程师，工程人，我们也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高度技能，应用能力的人才的话，这才能够满足我们社会各行各业对于人才的要求。所以高等教育模式一定需要多样化，在多样化中中外办学实际上也是提供了一种多样化的模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三条是我们在考虑中外合作办学初心时一定要想到的，这个和我们后面要讲到的治理模式是紧密相关的，千万不要在探索治理模式当中忘记了为什么要中外合作办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改革的发生，更应该关心当今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所以我们要积极探符合时代的特征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是多样化办学模式中的一类，前天我正好参加浦东开放30周年的庆典，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讲了上海未来发展的五条意见，如果我把它归纳为三个关键词的话，就是改革，开放，创新。他从不同的层面上面谈到了，而我觉得中外合作办学，如果我们真的要把握好自己的定位的话，他的价值就是在探索、改革、创新。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觉得对于中外合作办学，包括所有的高等教育对今天的教育来讲都存在着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教育观念的挑战，我们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教育观念的挑战。第二个涉及到学习方式的变革，在一种新的办学模式下面，我们鼓励学生们以什么样的学习方式，怎么去变革我们的学习观念和学习方式。第三个就是培养模式的创新，最后一个就是今天特别要提到的治理模式的探索，我们需要去探索在一种新的办学模式下面，体制下面，我们的治理模式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探索。
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面，因为中外合作关系，按照目前教育部的要求，一定是一所中国大学和一所国外大学之间的合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两个大学谈好了，签约了事情就结束了，母体学校到底要对中外合作办学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实际上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上面写了，但是我们很多没有考虑到这点，我一直和上海纽约大学讲，我说上海纽约大学最成功的一点就是两所母体教育都办得很好。我们需要首先考虑什么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来讲，如何保证这所学校的学生水平各质量，这个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个对我们中国高等教育来讲，特别要关注的就是安全，包括政治安全，稳定可持续，怎么保持这个学校能够可持续发展，在一个安全，稳定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所以作为母体学校一定要非常清楚合作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学术资源从哪里来，第三个我们怎么来办学，第四个我们的合作机制是什么样的，通过什么样的模式让我们的合作机制更加有效，第五个就是干部配置的问题。第六个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去探索。我们在当初签订合作协议的时候都没有想得太明白，正是在过程中逐步想明白，特别是最后一条治理模式，我们在过程中发生过很多的问题，也发生过很多的争吵，也为合作协议和章程提出过很多质疑，大家都拿这个来说话，但是慢慢大家越来越理解到，要使这所学校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要保证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能够接受的治理模式，来保证这所学校的运行。这个就是在整个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上海纽约大学的定位。首先第一个，讨论治理模式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找到中美双方的共同点，因为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绝对不是两个校长握握手就能够办好了，中方的后面有教育部，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教委很多方面都会对学校发展中提出他们的想法。美国方面也同样有，他们有他们的董事会，有教授群体，教授不断会对校长提出质疑和挑战，还有美国的很多政客也非常关注第一所中美合作的大学，每次中国有新的政策出台，他们就会拿上海纽约大学出来说事，你们有没有学术自由，一直在挑战。所以我们在办这所学校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想明白，这所学校的立足点到底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共同的利益把两所不同的大学，两种不同的教育体制走在一起的。这是我们8年慢慢总结出来的，这所学校需要在这些方面一定要有共识。
首先第一个我们强调的是多元文化，要去理解文化之间肯定有差异的，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在理解差异的基础上包容，更重要的是要寻求共同体，那就是人类对于教育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发声，能不能找到？一定能够找到，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愿望和心态去找到。
第二个我们需要一个全球的视野，在这所学校里面，特别是上海纽约大学，一半中国学生，一半国际学生，我们的老师可能80%都是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我一直强调中美合作办学千万不能成为意识形态的战场，我们要找到一个共同点，让大家能够逐步去认同这所学校的价值取向，那就是要全球视野。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培养学生们的社会感，就是要有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来面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这是世界和平的希望，也是地球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希望。这里面都可以找到很多共同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想在建立治理模式中，一定要提出几条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我们立足的基本点。这是我们办学筹备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的东西，上海纽约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肯定不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是我们有党委，我们党委是放在华东师范大学下面的党委，这是我一开始就坚持的。我们的机密文件就发到华师大去看，我们发生了什么问题会及时地跟华师大沟通，完了他们会根据大学的基本原则给我们指导。这个章程基本的规范就是我们的章程，这个章程到目前为止已经多次修改，因为我们在治理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我们是以章程为基础来讨论问题，发现问题了我们再来修改章程。我们的理事会现在是8个人组成的，当时我们的专家组就提出了这8个人怎么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我们认识的非常清楚，在这样的一所学校里面靠少数服从多数是办不了事情的。所以我们当时提出了中美双方各4个人，包括各利益共同体的，所有的事情在提交理事会讨论之前，中美双方要积极的沟通，理事长是中方提名的，我原来也是理事长，也是法人代表，也是党委书记，我们纽约大学的校长是副理事长。完了学校最高的决策机构就是我们的理事会，它的责任是要批准理事会成员，聘任和解聘校长、修改章程和重要规章制度、批准发展计划和工作计划等职权。每年三次理事会会议。很多问题可以在理事会上面讨论，甚至可以有所争辩，这是我们的整个架构模式。我们所谓的核心领导会议是运行了5年以后才确定的核心领导会议，因为碰到了很多问题，到底谁来决策，大的决策是理事会，执行过程中到底谁来决策，比如中层干部的替换，或者聘用一个重大的投资项目，理事会有大的原则，但是具体怎么做法要有一个讨论，所以我们最后成立了核心领导会议，中美各两个，中方是校长和副校长，美方是常务副校长和教务长。行政管理是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在负责，我后面会讲讲上海纽约大学办学过程中的一个体会，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
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下面，我们特别强调了3个C的管理原则，第一个c就是communication，我们需要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刚才看到书记和校长讲到的在这样的学校里面沟通交流特别重要，因为很容易产生猜疑，我一直坚持的原则就是我们沟通交流过程中不能内外有虑，只有这样的沟通才能够消除双方的疑问。比如现在教育部要求我们要上思政课，中外合作办学大学也要上思政课，在之前已经安全局来找我们说你们的外方说我们坚决不上思政课，我就问他们了，你们说过这个话吗？没有，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我说现在要求我们这样做了，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他说你把文件拿出来给我看，我说你们看不到的，我也看不到的，这个文件是发给哪一个级别的，但是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大家理解吗？理解，那么我们来商量怎么做这个事情。当时美方提出3个要求，只要是中国政府规定的事情，作为中外合作办学必须要执行的，这个没有什么争论的，但是它提出了3个要求，这个不能算在128个学分的。第二个就是这个老师我们不聘任，因为上海纽约大学所有的老师都是由纽约大学来聘任，思政教师怎么个水平？他们没有这个水平，所以不用聘的，必须是马院的，必须是经过专门培训的。第三个最好你们这个课放到华师大去上，而不在这里上。这个绝对不可以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的课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上？他们也能理解。我们的话就要说到这么白，很多参议都搞不清楚你背后在做什么文章。所以这个communication在中外办学中尤其重要。第二个c就是compromise，如果在不牺牲教育原则的基础上，双方都要学会让步，我是跟美方校长一直强调，我们都是学习者，因为这是新生事物，没有简单的模式可以复制的，如果双方都不懂得在不牺牲教育的原则上去协商和让步的话，学校没办法办下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双方都有让步，都有协商。刚才我讲的就是一个例子，后面我们把它叫做公民教育课，他可以向美方交代，我们也可以向中方交代。第三个就是cooperation。但他为什么这么说？就可以让教师愿意到上海纽约大学来，如果他不这么说的话，他为什么要给上海纽约大学？但是在上海一定是这么说，我们是一所中外办学的大学，我们是按照中国法律办学的。如果美国有媒体来采访的话，我们这所学校一定有保障的教师资源，这句话都不敢说的话，谁敢相信你？我们学校谁说过大学没有自主权，没有学术自由的？没有人说过，我们只能说在中国法律框架下的学术自由，那美国人也知道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这个确实是帮了上海纽约的大忙，我们在很多原来有争议的问题上后来就觉得不要去争了，我们要想办法解决办法。所以我们一定会强调例会制度的权利性，责与权的统一性，兼容与不兼容的解决办法。
这个是我在上海纽约大学半年中我体会到的，这是跟我们国内的大学治理体系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的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培养模式和校园的格局。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我们学校里面的工作人员讲的，在上海纽约大学，领导的每一项决策都是围绕学生在考虑，包括学校的格局，校园的格局，从教育理念和模式更不要讲，完全是围绕学生的发展来考虑的。我原来在华师大真有体会，我们一直在讲以学生为中心，但是我们真正在常委会有几件事情讨论和学生利益切身相关的事情？其实很少的。第二条就是我们要很好地区分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的区分，大学里面有相当一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学术管理里面的工作，但是有一部分是属于行政管理的问题，那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实现它？我们一定要区分好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要坚持学术民主管理。在上海纽约大学教师的晋升也好，校长基本都不参与的。我可以提出问题，但是最后做是他们在那里做。第三个方面扁平化管理，行政权力下放。这是整个教学的培养模式，因为时间关系，我直接跳过去，我们不是复制而是借鉴和发展，包括目前事实施的通识教育模式，我们是以创新和创造力培养为核心的21世纪通识教育模式。第二个我们提出了新的专业的尝试，比如说交互媒体，数据科学。我们在通设教育的课程体系里面强调了全球视野，多元文化，跨学科，中国元素课程体系，这个也是在上海纽约大学里面通识课程的很重要的特点。这是和体制内高校的培养模式上的差异，这是我们和纽约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差异，这是我们多年来总结出来的方面，在学生的服务体系方面，怎么全方位的服务学生，这是我们扁平化管理里面会涉及到的，学生事务不是我们学校最大的机构，它分成3个不同的部门，所以关于学生方面的事情基本上学校领导不需要去操心的，他们的部门会自己决定，除非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会跟学校领导汇报。上海纽约大学还有两个特别的学术支持系统，一个是学业咨询制度和学术资源中心，每个学生都会有一名学业导师，这个学业咨询制度是老师帮助他们沟通。另外一个是学术资源中心，学生可以随时在网上约老师，给他们辅导，比如说他数学有问题了，计算机有问题了，都可以找老师来面对面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学生各种各样安排的多元文化融合和社会服务的一些功能，因为时间关系我都不讲。这个刚才提到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的区分，坚持学术民主管理的大的原则。大家可以看到，教务长负责的学术事务，哪些是由教学委员会来决定的，另外涉及到课程教学的事情我们会有教课程委员会来负责。还有教学协调与教师培训机制，教育较与沟通机制都不需要学校领导去沟通的问题。好，刚才我讲到的扁平化管理，这是我们所有的部门，这一系列是属于学术管理的部门，这一系列属于行政管理的部门，另外还有一个纽约办公室，负责和纽约大学的协调。我们的科研部门是负责跟华东师范大学的沟通，特别是有很多科研的沟通。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把我们的探索跟大家做一些介绍，我再三强调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中外合作办学本身是一个新生事务，而我们所有的高校都在积极探索不同的治理模式。我相信我们上海纽约大学所经历过的过程，也许会对中外合作办学，或者体制内的高校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