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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教育现实困局

 

    6月23日,李克强总理刚从希腊归来,即接见了参加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能看出总理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却脱稿讲了20分钟。”而会前,一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调研报告获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当周,台湾《联合报》就发表社论,羡慕大陆教育改革的“觉悟”与“执行力”,提醒台湾“这轮政策转向的影响不可小看。”

  因为同样以升学为导向的台湾教育体制,过去二十多年来也是以学术导向、重点校建设为主轴。按《联合报》的批评,“广设高中大学,教育通货膨胀”,“大学生就业难,而基础技术人才在短短几年内被迅速掏空。”

  从最高决策层的战略布局,到企业家们亲身参与,国家、民众、企业的关注汇集到了一起。但这一次的全国职教大会,也是史上间隔最长的一次,与2005年的那次会议相隔了9年之久。

  9年后,要建设“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还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局。

  职教断头路

  多年来,职业教育院校学生上升通道被堵,以及普通高校难以为应用和职业教育服务,成为困扰中国职教的老大难,也被形象地称为“职教断头路”。

  在今年刚结束的第五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大赛上,击败了北大、清华、哈工大等重点本科院校团队,在1200余所高校的500余支创业团队中摘得最高奖的,是来自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下称“深职院”)的学生。

  但欣喜之余,深职院计算机工程学院的院长孙涌却有一丝遗憾:“总决赛三等奖以上的学生,可以获得北大等高校研究生的面试资格并优先录取。深职院却因为是专科院校,没有推荐免试的资格。”

  建校20年的深职院,是我国1300所高职院校中的翘楚,但也难以跨越横亘在高职教育前的障碍:学生上到“高职”便很难再有升学空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政策壁垒森严,一旦步入职业教育,就鲜有机会再进入普通高校深造。

  深职院的感受之所以格外强烈,背景是深圳在迅速调整产业结构,向先进制造业转型的过程中,高职毕业生已经难以满足企业的门槛要求。

  “按华为的招聘体系,规定没有本科学历进不来。”深圳华为派往深职院负责校企合作项目的一位人士介绍说。

   在“断头路”前,学生只得被逼“专升本”。

  “读高职的同时,还得通过成人高考、自考等,套读其他学校的本科,对于企业来说用处不大,学生则苦不堪言。” 深职院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李凯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其实当初进校时,深职院有30%的新生是拿着本科以上的分数来读大专的。”

  “没有上升通道,就算高职做到第一也没用。”深职院党委书记刘洪一表示,不应该按学校类型来卡学位,而应通过办学条件和质量公平竞争。“未来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产业发展阶段和用人需求,让合乎条件的应用技术型大学可以颁发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高职院校也可以颁发专业学士学位。”

  “数理化的课本全世界都可以通用,但职业教育一定是地方性的。”刘洪一这样看待相关争论。不论是要求某地方本科“降回”职业教育,还是“摁住”高职不让升本科,不可能仅靠逻辑判断得出结论,不如在市场中试验,不断调整筛选。

  而这也是这轮职业教育改革最吸引眼球之处,此前媒体曾热传“600多所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将转向职业教育”。教育部相关人士表示,这一理解并不准确,国家未来并不会强制高校转型,只是提出这一改革方向,自主权在地方与各高校自身。

  企办院校尴尬

  北京市化工技师学校的童华强校长参加了本次职教大会的电视会议,他满怀欣喜但又不无疑惑:如果要建立人才流动的立交桥,在劳动力市场只认学历的情况下,一直沿袭初级技工到高级技师这种5级资格制的技工学校,今后何去何从?

  童华强所代表的,是中等专科、职业高中之外,不归教育部门管的技师学校。北京市化工技师学校始建于1974年,原属北京化学工业总公司,业务上受北京市人保局指导。

  这类学校投入机制是最大的问题。除了中职生国家资助学费和一些培训项目外,其他都需要自己创收。目前,北京市的技工院校不断被整合,企业纷纷停止办校,将校园土地用于地产开发,部分企业甚至将学校作为不良资产剥离开来。

  时至今日,北京技工学校的数量从最高峰的200多所降到不足30所,这也是全国情况的缩影。

  德阳安装技师学院副院长李选华,一直操心学院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本来德阳类似我们这样的技师学院有4个,现在其他3家都关门了,只有我们在苦苦支撑。”

  “上次有新华社记者来我们这调研”,北京新东方烹饪学校校长潘耀才长长地顿了一下,“还是10年前。”

  尽管广告投放的声势很大,但是作为民办学校一直在为生存挣扎:学校没地没钱没扶持,20亩地装了2200人,比上限标准多了400人。潘耀才最看重的,是期待民办职校与公办职业院校具有同等地位,依法享受教育、财税、土地、金融等政策。

  与公立院校动辄成百上千亩的校园不同,潘耀才从企业租赁的20亩地,已算得上北京民办学校中数一数二的大校区了。但受面积限制,学校只能在广场上露天搭建棚子,让新来的学生前3个月在此练习掌勺和刀功。

  市场需求多的学校尚且如此,那些事关行业传承和产业安全的学校,由于需求面窄,生存更是举步维艰。

  北京市人保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何燕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北京有个二七机车厂技工学校,原本是培养学生进行火车机车生产和维修的部属院校。在企业改制过程中,该学校被作为不良资产剥离。目前学校自负盈亏,只能完全依靠生源,每年向学生收取2200元的学费,连教师工资都难以保证,教学只能由退休的教职人员完成。

  这么一所风雨飘摇的学校,却是全国唯一一所专业培训机车生产和维修的学校,由于行业特殊,每年的人才需求是恒定的,学校一旦倒闭,将带来整个火车机车行业的人才断层。

  师资短板

  不仅投入堪忧,全国中职的学生教师比已经超过26:1,在各级各类教育中位列最高。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孟庆国解释说,这相当于每个中职教师比普通高中教师多教10多个学生,工作量是后者的1.65倍。紧缺专业,如加工制造类、社会公共事业类专业,教师更为紧缺。

  一支既能教书本理论,更能带实际操作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保障。而现实中,“想要的进不来,现有的难培训,兼职的不好用。”

  天津市东丽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校长郝德礼介绍,现在学校进老师,必须先笔试再面试。但笔试只考理论却考不了实践,还有可能把很多懂理论、会操作的人才挡在门外。“现在学校缺编很多,但不敢轻易招人,害怕把那些空有理论知识、缺少技能经验的人招进来,难以胜任教学。”

  与此同时,理论知识老化、实践经验缺失的职业院校老师现在占有相当比重,但是要对他们进行培训难度极大。

  “有些老师拿一本书讲一辈子,现在是集成电路的天下,有的电子专业老师却还在讲二极管。”沈阳工学院副院长刘文波说,“可是要让他们改变,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比拉老黄牛还难。”

  兼职老师虽可以弥补专职教师操作能力不强的问题,但“会做不一定会教”,管理起来也有难度。

  天津职业大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邹吉权反映,一些兼职老师是很好的技术工人,但要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明白却很难,并且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管理制度,有时会与学校讲的发生冲突。

  孟庆国表示,表面上看,职业学校教师的资格、职务、聘用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但这些制度大多是20多年前制定的或参照普通教育学校执行。同时,法律中规定的教师资格认定条件也过于简单,导致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流于形式。

  “职业教育教师要文武双全,如果用学科教育的标准,让他们多发论文多搞科研,这怎么能行?”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教务长许劲松坦言,职教教师是技术技能型导师,需要符合自身特色的评价体系和职称晋升方法。

  有源头活水

  许劲松所在的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名字取自著名科学家吴健雄。吴健雄晚年想在家乡兴办一所研究型大学,“只是太仓的现实条件支撑不起来,因缘际会转向了职教方向。”魏晓峰院长介绍,“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正是这所学校,让太仓当地的德资企业从60家聚集到了200家,很快会突破300家。“太仓现在被称为德企之乡,人才成为盘活当地经济的发动机。”魏晓峰介绍,“政府发现,原来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可以通过产业税收回笼,公私各得其利。”

  太仓的经验表明,市县级政府、各类经济开发区、大型企业或中小企业协会,是助推职教发展的主体力量。一旦形成了政府、企业、学生这样的良性共赢机制,学校就可以迅速做大做强。“我们正在注册的有25个商标,洽谈孵化新的二级学院。”

  在政策环境上,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建议,职业教育要想发展好,在经费保障、审批、校企合作等环节,法律法规都要落实到位,需要跟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挂钩。“通过国家的宏观指导和监督考核,让各地政府真正重视、愿意推动,而且也能收获成效。”

  在微观活力上,“如果眼睛是向上看要资源,办学的绩效不可能有大的提高。”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书记刘洪一这样解释,“同样炼一吨钢,中日美的能耗差距很多人作过比较;但同样的教育投入对社会的产出差距有多少?必须对办学的绩效、学生的感受进行评估。”

  刘洪一曾前往台湾,考察龙华、建国、东南等应用型科技大学。“这些学校的实训车间、教学设备的安排,以半小时为单位交替不停,使用率之高毫无浪费。”刘洪一感叹,“现在我们很多学校校园、设备等硬件上已经很好了,但在办学机制和教育绩效上,相差20年毫不夸张。”

  那微观活力从何而来?刘洪一专门跟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交流过想法。

  “我们在深圳,有优势率先探索混合所有制和集团化办学改革,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共同参与。”投入多元化,不仅仅是关乎钱多钱少,更是为了解决激励的问题。“让教师把注意力放到学生身上,接地气、往下看。让多劳者多得,混饭的混不下去。”刘洪一说。

  “这是一次机遇,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时不我待,应该以更大的魄力推进职教改革。”杨国强认为,职业教育与人事制度、劳动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相关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抓手。

  一百多年前,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发起的中华职教社,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产业精英。他三位一体办教育的建议,今天同样适用:

  “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不该被忽视的另一半

  史晨 调研牵头人,新华社瞭望智库研究总监

  调研启动前,我们组织了四五场研讨讲座,为的就是补课。“中专、职高、技校、高职、高专”这些名词,对于学科教育体系出来的记者,已经略显生疏了。

  更为牵动人心的,是另一半走上职业教育轨道同龄人的生活和命运。

  “我们学生里有留守、单亲等家庭问题的近70%,其中父母离异的占30%,有自闭、抑郁心理问题的约3%〜5%。”北京新东方烹饪学校负责人说,他们每年都会做入学普查。

  类似数据在调研中被反复印证。天津机械工艺学院的院长,发现学生“基本来自郊县,想找一个父母是处长的都没有。”北京商业学校的书记,特别强调对学生的陪伴,“因为他们大都来自底层家庭,60%的孩子家庭不甚完美,相当一部分跟随爷爷奶奶长大。”

  事关公平,事关梦想。中高职在校生接近3300万,再加上父母近一亿人——只有大家都有技能、有工作、有归属、有尊严,才有“中国梦”的实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是产业加速器,更是社会稳定器。

     

       文章来源: 财经国家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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