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李克强总理刚从希腊归来，即接见了参加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能看出总理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却脱稿讲了20分钟。”而会前，一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调研报告获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当周，台湾《联合报》就发表社论，羡慕大陆教育改革的“觉悟”与“执行力”，提醒台湾“这轮政策转向的影响不可小看。”

　　因为同样以升学为导向的台湾教育体制，过去二十多年来也是以学术导向、重点校建设为主轴。按《联合报》的批评，“广设高中大学，教育通货膨胀”，“大学生就业难，而基础技术人才在短短几年内被迅速掏空。”

　　从最高决策层的战略布局，到企业家们亲身参与，国家、民众、企业的关注汇集到了一起。但这一次的全国职教大会，也是史上间隔最长的一次，与2005年的那次会议相隔了9年之久。

　　9年后，要建设“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还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局。

　　职教断头路

　　多年来，职业教育院校学生上升通道被堵，以及普通高校难以为应用和职业教育服务，成为困扰中国职教的老大难，也被形象地称为“职教断头路”。

　　在今年刚结束的第五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大赛上，击败了北大、清华、哈工大等重点本科院校团队，在1200余所高校的500余支创业团队中摘得最高奖的，是来自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下称“深职院”）的学生。

　　但欣喜之余，深职院计算机工程学院的院长孙涌却有一丝遗憾：“总决赛三等奖以上的学生，可以获得北大等高校研究生的面试资格并优先录取。深职院却因为是专科院校，没有推荐免试的资格。”

　　建校20年的深职院，是我国1300所高职院校中的翘楚，但也难以跨越横亘在高职教育前的障碍：学生上到“高职”便很难再有升学空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政策壁垒森严，一旦步入职业教育，就鲜有机会再进入普通高校深造。

　　深职院的感受之所以格外强烈，背景是深圳在迅速调整产业结构，向先进制造业转型的过程中，高职毕业生已经难以满足企业的门槛要求。

　　“按华为的招聘体系，规定没有本科学历进不来。”深圳华为派往深职院负责校企合作项目的一位人士介绍说。

　　 在“断头路”前，学生只得被逼“专升本”。

　　“读高职的同时，还得通过成人高考、自考等，套读其他学校的本科，对于企业来说用处不大，学生则苦不堪言。” 深职院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李凯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其实当初进校时，深职院有30%的新生是拿着本科以上的分数来读大专的。”

　　“没有上升通道，就算高职做到第一也没用。”深职院党委书记刘洪一表示，不应该按学校类型来卡学位，而应通过办学条件和质量公平竞争。“未来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产业发展阶段和用人需求，让合乎条件的应用技术型大学可以颁发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高职院校也可以颁发专业学士学位。”

　　“数理化的课本全世界都可以通用，但职业教育一定是地方性的。”刘洪一这样看待相关争论。不论是要求某地方本科“降回”职业教育，还是“摁住”高职不让升本科，不可能仅靠逻辑判断得出结论，不如在市场中试验，不断调整筛选。

　　而这也是这轮职业教育改革最吸引眼球之处，此前媒体曾热传“600多所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将转向职业教育”。教育部相关人士表示，这一理解并不准确，国家未来并不会强制高校转型，只是提出这一改革方向，自主权在地方与各高校自身。

　　企办院校尴尬

　　北京市化工技师学校的童华强校长参加了本次职教大会的电视会议，他满怀欣喜但又不无疑惑：如果要建立人才流动的立交桥，在劳动力市场只认学历的情况下，一直沿袭初级技工到高级技师这种5级资格制的技工学校，今后何去何从？

　　童华强所代表的，是中等专科、职业高中之外，不归教育部门管的技师学校。北京市化工技师学校始建于1974年，原属北京化学工业总公司，业务上受北京市人保局指导。

　　这类学校投入机制是最大的问题。除了中职生国家资助学费和一些培训项目外，其他都需要自己创收。目前，北京市的技工院校不断被整合，企业纷纷停止办校，将校园土地用于地产开发，部分企业甚至将学校作为不良资产剥离开来。

　　时至今日，北京技工学校的数量从最高峰的200多所降到不足30所，这也是全国情况的缩影。

　　德阳安装技师学院副院长李选华，一直操心学院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本来德阳类似我们这样的技师学院有4个，现在其他3家都关门了，只有我们在苦苦支撑。”

　　“上次有新华社记者来我们这调研”，北京新东方烹饪学校校长潘耀才长长地顿了一下，“还是10年前。”

　　尽管广告投放的声势很大，但是作为民办学校一直在为生存挣扎：学校没地没钱没扶持，20亩地装了2200人，比上限标准多了400人。潘耀才最看重的，是期待民办职校与公办职业院校具有同等地位，依法享受教育、财税、土地、金融等政策。

　　与公立院校动辄成百上千亩的校园不同，潘耀才从企业租赁的20亩地，已算得上北京民办学校中数一数二的大校区了。但受面积限制，学校只能在广场上露天搭建棚子，让新来的学生前3个月在此练习掌勺和刀功。

　　市场需求多的学校尚且如此，那些事关行业传承和产业安全的学校，由于需求面窄，生存更是举步维艰。

　　北京市人保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何燕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北京有个二七机车厂技工学校，原本是培养学生进行火车机车生产和维修的部属院校。在企业改制过程中，该学校被作为不良资产剥离。目前学校自负盈亏，只能完全依靠生源，每年向学生收取2200元的学费，连教师工资都难以保证，教学只能由退休的教职人员完成。

　　这么一所风雨飘摇的学校，却是全国唯一一所专业培训机车生产和维修的学校，由于行业特殊，每年的人才需求是恒定的，学校一旦倒闭，将带来整个火车机车行业的人才断层。

　　师资短板

　　不仅投入堪忧，全国中职的学生教师比已经超过26：1，在各级各类教育中位列最高。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孟庆国解释说，这相当于每个中职教师比普通高中教师多教10多个学生，工作量是后者的1.65倍。紧缺专业，如加工制造类、社会公共事业类专业，教师更为紧缺。

　　一支既能教书本理论，更能带实际操作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保障。而现实中，“想要的进不来，现有的难培训，兼职的不好用。”

　　天津市东丽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校长郝德礼介绍，现在学校进老师，必须先笔试再面试。但笔试只考理论却考不了实践，还有可能把很多懂理论、会操作的人才挡在门外。“现在学校缺编很多，但不敢轻易招人，害怕把那些空有理论知识、缺少技能经验的人招进来，难以胜任教学。”

　　与此同时，理论知识老化、实践经验缺失的职业院校老师现在占有相当比重，但是要对他们进行培训难度极大。

　　“有些老师拿一本书讲一辈子，现在是集成电路的天下，有的电子专业老师却还在讲二极管。”沈阳工学院副院长刘文波说，“可是要让他们改变，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比拉老黄牛还难。”

　　兼职老师虽可以弥补专职教师操作能力不强的问题，但“会做不一定会教”，管理起来也有难度。

　　天津职业大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邹吉权反映，一些兼职老师是很好的技术工人，但要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明白却很难，并且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管理制度，有时会与学校讲的发生冲突。

　　孟庆国表示，表面上看，职业学校教师的资格、职务、聘用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但这些制度大多是２０多年前制定的或参照普通教育学校执行。同时，法律中规定的教师资格认定条件也过于简单，导致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流于形式。

　　“职业教育教师要文武双全，如果用学科教育的标准，让他们多发论文多搞科研，这怎么能行？”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教务长许劲松坦言，职教教师是技术技能型导师，需要符合自身特色的评价体系和职称晋升方法。

　　唯有源头活水来

　　许劲松所在的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名字取自著名科学家吴健雄。吴健雄晚年想在家乡兴办一所研究型大学，“只是太仓的现实条件支撑不起来，因缘际会转向了职教方向。”魏晓峰院长介绍，“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正是这所学校，让太仓当地的德资企业从60家聚集到了200家，很快会突破300家。“太仓现在被称为德企之乡，人才成为盘活当地经济的发动机。”魏晓峰介绍，“政府发现，原来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可以通过产业税收回笼，公私各得其利。”

　　太仓的经验表明，市县级政府、各类经济开发区、大型企业或中小企业协会，是助推职教发展的主体力量。一旦形成了政府、企业、学生这样的良性共赢机制，学校就可以迅速做大做强。“我们正在注册的有25个商标，洽谈孵化新的二级学院。”

　　在政策环境上，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建议，职业教育要想发展好，在经费保障、审批、校企合作等环节，法律法规都要落实到位，需要跟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挂钩。“通过国家的宏观指导和监督考核，让各地政府真正重视、愿意推动，而且也能收获成效。”

　　在微观活力上，“如果眼睛是向上看要资源，办学的绩效不可能有大的提高。”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书记刘洪一这样解释，“同样炼一吨钢，中日美的能耗差距很多人作过比较；但同样的教育投入对社会的产出差距有多少？必须对办学的绩效、学生的感受进行评估。”

　　刘洪一曾前往台湾，考察龙华、建国、东南等应用型科技大学。“这些学校的实训车间、教学设备的安排，以半小时为单位交替不停，使用率之高毫无浪费。”刘洪一感叹，“现在我们很多学校校园、设备等硬件上已经很好了，但在办学机制和教育绩效上，相差20年毫不夸张。”

　　那微观活力从何而来？刘洪一专门跟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交流过想法。

　　“我们在深圳，有优势率先探索混合所有制和集团化办学改革，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共同参与。”投入多元化，不仅仅是关乎钱多钱少，更是为了解决激励的问题。“让教师把注意力放到学生身上，接地气、往下看。让多劳者多得，混饭的混不下去。”刘洪一说。

　　“这是一次机遇，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时不我待，应该以更大的魄力推进职教改革。”杨国强认为，职业教育与人事制度、劳动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相关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抓手。

　　一百多年前，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发起的中华职教社，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产业精英。他三位一体办教育的建议，今天同样适用：

　　“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不该被忽视的另一半

　　史晨 调研牵头人，新华社瞭望智库研究总监

　　调研启动前，我们组织了四五场研讨讲座，为的就是补课。“中专、职高、技校、高职、高专”这些名词，对于学科教育体系出来的记者，已经略显生疏了。

　　更为牵动人心的，是另一半走上职业教育轨道同龄人的生活和命运。

　　“我们学生里有留守、单亲等家庭问题的近70%，其中父母离异的占30%，有自闭、抑郁心理问题的约3％〜5％。”北京新东方烹饪学校负责人说，他们每年都会做入学普查。

　　类似数据在调研中被反复印证。天津机械工艺学院的院长，发现学生“基本来自郊县，想找一个父母是处长的都没有。”北京商业学校的书记，特别强调对学生的陪伴，“因为他们大都来自底层家庭，60%的孩子家庭不甚完美，相当一部分跟随爷爷奶奶长大。”

　　事关公平，事关梦想。中高职在校生接近3300万，再加上父母近一亿人——只有大家都有技能、有工作、有归属、有尊严，才有“中国梦”的实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是产业加速器，更是社会稳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