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够出席本次会议。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现在让我来谈生态教育，我和昨天的很多讲者，包括海文教授的想法一样，我们觉得有一点难，但这也是我们作为教育家确实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就想我到底能做什么呢，所以我这边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大的框架，然后来讲一下我们的生态倡议，在这个框架下能够实现哪些生态倡议。我的这个框架是个两维的结构，第一个是它的密度，特别是我们在生态行为当中的密度；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态发展的时间表。

    第一个讲密度的话，它包含了我们在农村的生态行为、生态的政策，包括对市场的调节，通过补助、通过税收等等政策来调整生态的一个支出比例，然后还有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的行政政策，比如说禁止某些产品、禁止某些科技的使用，或者是禁止某些资源被过度开采。有了这种政策和方法，我们现在想一下在我们的规定和立法机构等等。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监管机制，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惩罚机制，然后还可以有一个长久的成本估价系统来计算其社会成本、私营成本，这样来调整它的协调性。我们可以把这些密度和政策的分析，针对每个国家来进行，然后看这个国家管制非常好，还是管理有需要加强的状况。这个密度就是我们的一个坐标点，最严格的政策就应该在那种监管不严格的国家执行，当地的分析员可以在这个大的框架下，针对当地的情况去制订具体的政策。

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框架下我们的时间界限，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这些政策，其实不是市场上的政策。因为市场上的政策，它可以自动调节，自动净化；政府是另外一支看得见的手，我们国家的监管政策在历史上也经历过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特别是在欧洲很多国家和日本都经历过。之前我们的商业大多是靠私营经济来拉动，这种拉动的因素有时候导致了很大的生态恶化，政府为了采取回应的措施，我们就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那些污染特别严重的企业进行监管，因为这些企业的行为根本就不符合我们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生态平衡发展的大趋势。在说到政治的这个因素，我们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这些政治的因素，他们可以制订政策，也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影响来解决我们生态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可以扶植一

些企业，让他们的生产行为更加的绿色，这样在市场上也更加具有竞争力。现在有一部分的西方国家和日本都正在这个阶段当中，但这不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阶段，目前在德国生态就不仅仅是一门商业。现在我们不同的社会团体和不同的部门之间其实还有一些历史的冲突关系。因为不同的绿色目标，不同的环保目标要达到的话，他们之间其实也有一些冲突，我们知道在中国，中国现在这个阶段可以跳过其中的几步，但是我还是会建议，首先要找准现在的生态行为是在哪一个阶段，然后再找到正确的方向来走这生态发展的道路，谢谢。

（本文根据会议现场速记整理而成）